第九讲：垂拱而治

——我的《论语》备课札记（9）

【原文】

2·1 子曰：“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众星共之。”

【备课札记】

孔子说：“以道德教化来治理政事，就会像北极星那样，自己居于一定的方位，而群星都会环绕在它的周围。”

此篇承接上篇《学而》，取篇首二字 “为政”，看似随意，实则有意——“学而”为体，“为政”是用，学以致用，这正是儒家培养人的高明之处，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”如何达到至善的人生境界？学习是放在第一位的，学习的功用就有于“明明德”，彰显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，接下来呢？就要为政，在服务民众的过程中追寻人生价值的实现。所以，儒家没有关起门来的圣人，这一思想后来影响到佛教，佛教传入中土之后，就把“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”作为“净业三宝”，将普渡众生作为修行的不二法门，佛家讲“欲作诸佛龙象，先做众生马牛”，也就是服务民众的意思。

再回到这段话上来，《论语》可以说是微言大义的，因为它没有对话的对象，没有讲话的背景，没有前后文，所以就会“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”。这段话到底是孔子对谁讲的？在什么情况下讲的？都不得而知。所以，我们也只能望文生义了。“为政以德”，就是是强调道德对政治生活的决定作用，主张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原则，表明儒家治国的基本原则是以德治国，而非严刑峻法。我们讲的垂拱而治，就是出自儒家的经典《尚书》——“惇信明义，崇德报功，垂拱而天下治。”垂拱就是垂衣拱手，什么也不要做，这与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如出一辙。为什么这样讲？因为老子认为“我无为而民自化，我好静而民自正，我无事而民自富，我无欲而民自朴。”在上位者只要做到无为、好静、无事、无欲，也就是要做好“北辰”，而百姓自然就会自化、自正、自富、自朴，从而实现“众星共之”。当然，现实政治并不是这样绝对的。但是，无限制地刺激百姓的欲求，过度地调用民力，民风就不再纯朴，民风不纯朴，各种社会乱象就会随之而来，于是各种法令条文、严刑峻法也就接踵而至，各种社会矛盾便急速加剧，最终就会打破和谐，分崩离析。

孔子最推崇的政治就是尧舜禹时代，所谓“大道之行，天下为公”。《史记》记载尧帝“其仁如天，其知如神，就之如日，望之如云。”接近他如太阳一般，远望他如云霞一样灿烂。他富有而不骄横，高贵而不傲慢。古书说他“茅茨不剪，采椽不斫，粝粢之食，藜藿之羹，冬日裘，夏日葛衣”，也就是说，他住的是用没有修剪过的茅草芦苇、没有刨光过的椽子盖起来的简陋房子，吃的是粗粮，喝的是野菜汤，冬天披块鹿皮，夏天穿件粗麻衣。所以，他可以做天下人的表率。后来，他把位子传给舜。他为什么会看中舜呢？相传舜的父亲瞽叟和他的继母、异母弟象，多次想害死他:让舜修补谷仓仓顶时，从谷仓下纵火，舜手持两个斗笠跳下逃脱;让舜掘井时，瞽叟与象却下土填井，舜掘地道逃脱。事后舜毫不嫉恨，仍对父亲恭顺，对弟弟慈爱。他的孝行感动了天帝。传说中说舜在历山耕种，大象替他耕地，鸟代他锄草。帝尧听说舜非常孝顺，有处理政事的才干，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他;经过多年观察和考验，最终选定舜做他的继承人。舜登天子位后，去看望父亲，仍然恭恭敬敬，并封象为诸侯。这可以说是“为政以德”了。

接下来，我们看下一则：

【原文】

2·2 子曰：“《诗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‘思无邪’。

【备课札记】

孔子说：“《诗经》三百篇，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它，就是‘思想纯正’。”

刚才孔老师还在讲为政，这一会儿就跳到《诗经》上来了，所以近代有很多学者认为《论语》编得不严谨，东一句，西一句，没有章法，于是就要推倒了重编，按什么为学、为政、德行来重新分类，并命之为什么“新论语”。我粗略地翻了翻，不觉好笑。我想，也就是现代人有这样的自信。我们先不说《论语》的“东方《圣经》”地位，单就从文章学的角度来讲，也是非常严谨，非常精密的，如《学而》开篇明义——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”朱熹直说是“入道之门，积德之基”。全篇以“三乎”发端，气势一贯而下，至篇末以“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不知人也”收束，首尾呼应，一气呵成，字字珠玑，琅琅上口。就说此篇，之所以拎出“为政”二字为题目，就在于全篇皆围绕此二字展开，《诗经》重在以文化之，《孝经》重在以德化之，这不都是“政者，正也”的要义之所在吗？为什么讲《诗经》，就在“思无邪”，就在诗教可以洗涤人的心灵，中和人的感情，提高人的精神层次，从而达到移风易俗，淳厚民风的政治功效。所以下文讲：

【原文】

2·3 子曰：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；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”

【备课札记】

孔子说：“用法制禁令去引导百姓，使用刑法来约束他们，老百姓只是求得免于犯罪受惩，却失去了廉耻之心；用道德教化引导百姓，使用礼教来整顿他们，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，而且也就守规矩了。”

这一则孔子举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治国方针。孔子认为，刑罚只能使人避免犯罪，不能使人懂得犯罪可耻的道理，而道德教化比刑罚要高明得多，既能使百姓守规蹈矩，又能使百姓有知耻之心。这反映了道德在治理国家时有不同于法制的特点。 这就是中国政治的特点，政教合一。所以《尚书》上讲“天降下民，作之君，作之师”，就是说作为一个领导者，既要作君，更要作师。要担负起为人师表，教化民众的重任。清代名臣曾国藩认为做督与为师是一样的，不外乎“取人为善，与人为善”，用自己的诚敬之心待人、处事，影响与感化众人，从而形成合力，则天下无不济之事。所以说，为政者首要是“居其所”，立于正位，修身正己，然后用德行感化民众，用礼乐教化民众，最终达到“谋闭而不兴，盗窃乱贼而不作，故外户而不闭，是谓大同”。